我的导师退休前告诉我：“当老师，尤其是大学老师，最累的不是嗓子，是心神。上完课回到家，常常只想变成一块安静的石头，平躺着一动不动。”

他打了个比方：“那感觉，像被扔进一个精密的人情搅拌机里转了四小时。既要输出知识，又要观察五十双眼睛里的信号，还得提防自己哪句话成了未来的‘呈堂证供’。比跟人吵架累多了，吵架能发泄，上课得全程绷着，每一秒都在‘扮演’一个完美的形象。”

那时我刚留校，意气风发，觉得这是前辈的矫情。站在讲台上，明明感觉是挥斥方遒，享受瞩目。

直到我自己经历那个学期。

周二，我有四节连堂的大课。早晨出门前，妻子嘱咐我买瓶酱油。晚上七点，我拧开家门，径直走过客厅，像一截被抽掉骨头的影子，重重倒在沙发上。

妻子从厨房探出头：“酱油呢？”

我连转一下眼珠的力气都没有。不是忘了，是那瓶酱油，连同晚饭、说话、甚至呼吸的欲望，都被锁在了下午最后一节课的教室里。

她走过来，摸了摸我的额头。我睁开眼，看到她嘴唇在动，声音却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水传来。我的听觉还滞留在课堂上，处理着那些提问、窃窃私语和翻书声。

“我没事，”我的声音沙哑而遥远，“就是…魂儿还没下班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导师的比喻。

这不仅仅是疲惫。这是一种全方位的“角色透支”。

你在台上，是知识权威，不能出错；是人生导师，要传递正能量；是课堂管理者，要平衡秩序与活跃。你察言观色，那个低头的是没听懂还是玩手机？那个皱眉的是质疑还是思考？你得小心避开可能引发争议的雷区，语言要严谨再严谨，因为不知哪句话会被截取、曲解、传播。

你不是在讲课，你是在进行一场长达数小时、无法NG的全方位心理与情绪演出。

最讽刺的是，这种“耗竭”无法被外人理解。在家人看来，你不过是“动动嘴皮子”；在社会看来，你有寒暑假，光鲜体面。你甚至无法抱怨，因为那听起来像在否定这份职业的神圣。

我的崩溃，发生在一个平常的周末。

岳母来家，饭桌上闲聊，说起亲戚家孩子的老师如何不负责任。我听着那些外行的指责，一股无名火猛地窜起。

“您知道站在台上面对什么吗？”我的声音陡然拔高，把自己都吓了一跳，“您知道要同时处理多少信息，承受多少无形的审视吗？那不是不负责任，那是…那是能量被抽干了！”

饭桌瞬间寂静。岳母惊愕，妻子尴尬。

我逃回书房，看着镜子里那个面目狰狞、歇斯底里的男人。那不是我，那是讲台上那个完美角色崩塌后，露出的、疲惫不堪且无处安放的本来面目。

我拨通了导师的电话。

他静静听完，说：“孩子，你终于发现了。我们这行，最容易丢的不是工作，是‘自己’。你把‘教师’这个角色穿得太紧，回家都忘了脱。久而久之，皮肉就长在了一起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给自己设一个‘下课铃’。”他说，“物理的下课铃让学生走，心理的下课铃，得让你自己‘下班’。走出教室的那一刻，告诉自己：我的表演结束了。现在，我可以只是一个会累、会烦、需要买酱油的普通人。”

我尝试改变。

下课铃响，我不再拖堂。合上教案，我会在空荡荡的教室静静坐两分钟，像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，把“教师”的身份暂时留在讲台上。

开车回家，听激烈的摇滚，而不是教学音频。进门前，用力搓搓脸，仿佛能把那份职业性的紧绷搓掉。

我开始允许自己回家后“无能”一会儿，允许妻子抱怨我偶尔的失神。我重新学习说：“我今天能量用完了，让我静静。”

现在，我依然会在上完四节连堂后感到深入骨髓的疲乏。但不同在于，我知道那疲乏有边界。它属于工作，而不该吞噬我的全部生活。

上周在教师休息室，看到一个年轻同事下课后眼神发直地灌咖啡。我拍拍他：

“嘿，别忘了给你心里的那个‘自己’，也打下卡，下个班。”

讲台如镜：照见的往往是耗竭的自我。

古人云：“张而不弛，文武弗能也；弛而不张，文武弗为也。”

长期的紧绷而无放松，圣人也无法承受。

我们推崇奉献，却常忘记教师首先是个“人”。角色的光环之下，是同样需要喘息、需要剥离、需要维护心理边界的有血有肉的个体。

面具之重：戴上容易，摘下最难。

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说：“人生是一场表演。” 但最成功的表演者，也懂得何时谢幕。将职业角色过度内化，便会模糊了自我与角色的界线，导致真实的自我在日复一日的“演出”中悄然流失。

倦怠之解：在于建立“心理下班”的仪式感。

真正的职业智慧，不仅在于如何全力以赴，更在于如何安全地“充电”。一个简单的仪式——几分钟静坐、一段专属音乐、一次深呼吸——便是在工作与生活之间筑起一道保护的墙。

记住：优秀的教师，不是燃烧殆尽的蜡烛，而是可以调节亮度的灯。 守护好那簇属于自己的、不为人知的光，才能长久地，照亮他人的一方书桌。